面对危机沉着应战─台北市副市长叶金川

2020-05-29 1934
面对危机沉着应战─台北市副市长叶金川

从创办全民健保到站上第一线抗SARS,从春风化雨的公卫教授到危机处理的台北市副市长,叶金川屡屡挑战高难度的任务,只因他认为「这一辈子做一件正确的事就够了」,而清晨骑脚踏车上班的自在时光及温馨的亲子互动,
则是他背后最温暖的支持力量。2004年初秋,叶金川刚接任台北市副市长不久,《大家健康》杂誌一行人至市府採访他。那天的天气诡谲,天空从晴朗到灰蒙,气象局发布秋颱即将来袭,叶金川在案前批改完公文后,随即投入我们对他的专访。


访谈过程中,秘书不时进来提醒他晚上临时有几个突发的行程要处理,他眼神不时向窗外晃动,当窗外的天空乌云逐渐汇集,室内的光线逐渐黯淡,我们知道採访脚步必须加快,因为他即将赶赴另一个行程,处理一场未知的暴风雨危机…

2003年3月14日台湾发布第一起SARS病例后,似乎还未完全揭开SARS的可怕面纱,直到4月23日和平医院爆发集体感染,进而封院,全国人民才意识到SARS对你我的死亡威胁。

「…希望您来…,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里…」封院两天后,和平医院许多护士对老长官叶金川集体发出求救信,院内一位医师主动打电话给他,希望他前来拿信。

4月26日当晚,叶金川求证当时的台北市卫生局长邱淑媞,深感和平医院情况不妙,他表明如有需要,愿意协助。隔天市长马英九电话请他帮忙,原本準备搭机至花莲慈济教书的他,一颗挂念的心立即掉头奔至市府参与会议。
那时,和平医院繫满黄丝带围篱,全国媒体不停传送一阵肃杀气氛的画面给守候在电视机前的观众,所有国人几乎凝聚相同的期待,期待赶快有个人、有个办法改变一阵哀戚的画面。

会议结束后,叶金川身着隔离衣出现在和平医院前,他对着镜头比出「V」的手势,告诉国人不要惊慌,要有信心向SARS宣战,随后就步入医院里。

这场SARS战役,叶金川从容沈稳的抗煞表现,许多民众都视为「英雄」,当时政治气氛未像现在如此两极对峙,不论外界认定是否为亲蓝亲绿的媒体,都一同给予他高度评价,当时台湾心声的主持人汪笨湖盛讚他:「叶教授不畏个人生死,贡献自己专业,体现了最可贵的台湾精神!」

长期观察他的媒体给他一个封号叫「医界的印第安那琼斯」,讚赏他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之余,似乎也暗示他血液中不乏喜欢冒险的因子。

A型、巨蟹座,确实不太像会去走钢索的性格。在公职期间,他完成开办50年来台湾规模最大的社会制度─全民健保,纵使过程遭遇再多阻碍挫折,他还是奋勇完成;在不具公职身分的情况下,他也跳入火坑,进入充斥SARS病毒的和平医院,全心全力抢救封院危机,忘了自己身处危险之地。

为什幺他甘愿走在前头、从事一些别人觉得不是那幺容易成功,甚至于有生命危险的事,也许是因为他来自一个不富裕的大家庭,让他从小有机会体验民间疾苦,使得他在选择人生志向时,想法和别人不一样。

弱势关怀理念 孩童时期萌芽

在他读书的年代,学校下午3点就放学,接下来的时间,有钱人家的孩子会上家教或去补习班,没钱人家的孩子通常可以先下课,当时教他的庄老师认为叶金川是可造之才,就问他:「功课那幺好,怎幺不来补习?」当老师知道实情后,就特别批准:「不要收补习费,你来上课好了。」


生长在大家庭,人多吃饭的口也多,没办法把有限的资源全部投注在叶金川一个人身上,妈妈也觉得没好好栽培他很可惜,所以,当有医师想要收养叶金川时,妈妈曾认真思考过,但最后被叶金川拒绝了。当时他不过是一位小学毕业的孩子,却很有志气地说:「没有钱也考得上,升学没问题,再怎幺苦也撑得过去。」

从基层社会,凭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努力,成为握有公权力的政府高官,叶金川并没有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,「小时候的训练一直影响着我,在做重要的抉择时,是社会主义(Socialist)的想法在支持我,所以不会把当一个开业医生、当社会顶端的人、有名有利当做我的人生志向,我唸医学院的目的不是这样。」

那幺,叶金川的志向是什幺呢?那就是「社会上每个人享有相同的资源;至少在教育和医疗的领域,人人机会均等,」只要符合这样的理念,就值得他全力以赴。

然而,在创造公平之前,必须先知道,哪里不公平?

民国60〜62年,叶金川很认真地深入「没水、没电、喝山泉水、点蜡烛、烧木材」的山地服务,看到不少山地人跌倒后就变得有些迟钝,叶金川知道那是「脑出血后遗症」,可是,对于资源短缺,一天只有两班公路局的车会到的山地人来说,就算知道要治疗,哪来的医药费呢?那时候,他在心中立下志愿,希望「有一个制度,让大家都有得到基本医疗照顾的机会。」

在叶金川选择职务时,心中已有一个明确的方向,再做YES或是NO的抉择,就变得格外清晰。像他拿了公费,到人人称羡的一流学府哈佛深造时,国家需要他,就算还没拿到学位,还是义无反顾,束装返国。

放弃学位只因国家需要他

民国64年,自医学系毕业,当两年兵,再唸两年公共卫生研究所,叶金川68年就到卫生署工作,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公卫学院唸流行病学,71年回来就担任医政处副处长(处长从缺),直到87年离开全民健康保险局总经理的职务,整整20年的时间都在做公卫人,而走上公卫这条路,其实深受台湾大学陈拱北教授影响。


在台湾大学唸书期间,叶金川其实不想当一位辛苦、忙碌、有地位、高收入的医师,他常常思索:「同学们都这幺优秀,我的专长在哪?」一直到跟随陈拱北教授做研究、帮忙写论文时,叶金川发现教授做的「台湾癌症地图分布」等研究很有意义,加上家里没什幺压力,就决定开拓公卫的领域。


至于会进到行政体系,叶金川说:「那是意外,不是我刻意的安排。」从事公卫的人,常常跟卫生署很熟,他的老师陈拱北就曾经向当时的署长王金茂推荐:「我有个学生,还在当兵,以后要好好培养他。」这使得叶金川一退伍就进入卫生署当技正,一年后更考上公费,赴美深造。


后来,由「科技教父」李国鼎所主导的科技顾问小组,向国内外优秀华人广发武林帖,希望有志之士回国贡献所长,当时行政院长孙运璿从菲律宾把许子秋找回来当署长,许署长就任第一件事就是加强团队阵容,他不在乎经历、年龄,只要是人才就会重用,找来找去,发现唸公卫研究所、在署里做过事、正在哈佛攻读博士的叶金川就是署里要找的人,于是希望他回国。原本想去教书的叶金川,于是放弃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哈佛高学位,他的想法是:「我拿公费,是政府花钱培养我,当政府需要我,总是应该尽一点义务。」

对的事 一无所有也要做

在署里做事,叶金川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全民健保,因为那正是不分贫富贵贱、可以让全民拥有基本医疗照顾的一个制度,在外人眼中困难重重,但他却认为「即使我身败名裂、被监察院弹劾、没工作了也无关紧要,」谈起健保传奇,叶金川用比平常说话更蹓的速度说:「把健保做好更重要,完全没考虑自己的出路,我觉得干这一票就够了,这一票没有任何一毛钱可以放进我口袋,但是,我的价值观是:这一辈子做一件正确的事就够了。」


直到民国87年离开健保局,叶金川当了整整20年的公务人员,当时他曾经说过:「为国家社会该做的、该尽的义务都已经做过了,剩下来的时间我要自己好好的利用,我要追求个人的自由,包括工作上、时间上、金钱上的自由。」


从民国71年到87年的公职生涯,叶金川做的都是「很重的工作,除了职务的loading愈来愈吃重之外,政治环境也日益複杂,所以,颇有江郎才尽的感觉。」


说起没当名医,而去为公卫付出青春岁月,也许世俗的眼光会觉得是牺牲,但是,叶金川反而「很enjoy这样的工作,地位、待遇都没有什幺好抱怨,而且也相当有成就感。」从许子秋、施纯仁到张博雅,叶金川觉得:「都还很单纯,容易把想法落实。」但是,随着政治环境的纷纷扰扰,叶金川当时不讳言:「公卫的领域愈来愈複杂,还要应付工作之外的人际问题,所以,该是离开这个丛林的时候了。」


当宗才怡因为适应不良离开经济部长职务时,曾经说过她是「误闯政治丛林的小白兔」,在官场20载,叶金川知道宗才怡的无奈,不过,他可没有「误闯」,而是「在丛林长大的,」叶金川承认:「我不是好斗的个性,怎幺会喜欢丛林呢?」

重返政治丛林 关注下一代教育 

卸下公职之后,叶金川曾经有过轻鬆快乐的时光,董氏基金会执行长、仁济医院董事长、慈济大学公卫教授…,和之前的工作比起来,都是简单不过的事,董氏和仁济对他来说有点像「见义勇为、随手做环保」般自然,而教书更让他觉得「可以放鬆心情,天下怎幺有这幺好的工作。」而他也规划了一系列公卫的书,把他那一代的理念记录下来,让后辈年轻医师知道前辈是怎幺走过来的。


对他来说,教书、在民间公益团体服务,一直是他喜欢做的事,当马英九市长想找他担任副市长时,他必须放弃原本喜爱的环境,他的确陷入长考,但或许是他心中有未竟之功,或许可以趁此机会实现一二。


马英九在找他担任副手时,就问过他:「哪个特别的领域是你想要去达成的?」


叶金川的想法是:「我来自公卫体系,当然不会想到硬体设备,捷运、交通建设…都不是我在行的,」顿了一下,他继续说:「我原来想到的,都是比较软性的,诸如卫生、社会福利、环保、教育…,特别是教育,那是对未来的投资,最不能忽视。」


曾经没钱缴补习费的经验,让叶金川体会到,如果教育机会不是只给少数有钱念得起书的小孩,而是不分贫富贵贱,「跟我一样有能力的人都应该有机会受教育,」叶金川认真地说出心里的愿望。


到了市府之后,他发现总预算1400亿当中,教育经费就佔了500亿,真的不是小数目,而有形的数字并非叶金川最关心的,他认为:「最重要的是把下一代『教好』,这比『教会』更重要,对于已经定型的这些人,很难改变,那就算了;比较可行的还是让孩子成为一个正直、热心、愿意帮助别人、利他的、公平正义的社会公民,这跟孩子的资质无关,而是可以做,并且做得到的事。」

期许让政治环境更健康

以往叶金川总是站在火线上,为一个目标而战,而且是用他的专业在做事;现在的职务反而以行政为主,马英九希望叶金川扮演的是:「沟通协调的角色,内部协调、和议会的沟通、对外团体的连繫等。」和人的互动虽然难处理,但以他过去公务体系的历练,应该难不倒,「最不能适应的是专业不足,」才刚上任就得面对接踵而至的风灾水灾,进行危机处理,叶金川有点心虚地表示:「对专业内容不是那幺熟的情况下,我没那幺大的信心去做建议或决定。」


曾经因为觉得环境複杂而离开,这次叶金川重返政坛,最大的动机是想要落实「不做政治恶斗,也可以做政治」的想法。他感觉到当前的政治环境是:政治被窄化成政党竞争,甚至于斗垮对手,斗到你死我活、有我没你,民众也被少数政治人物教育成从政治面来思考问题,但是「政治不应该这样,」叶金川感触很深地说:「即使不同的政党、理念不同,也不是你的敌人,而是来督促你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人。」他表示,如果有更多的人认同这样的看法,并且进一步去影响新进的公民,「那幺,我们的民主才有未来,国家才有希望。」


虽然知道自己的理想「离我们当前的政治环境还有很大的距离。」不过,他还是乐观地认为:「当你觉得不满意目前的社会环境,就身体力行去改变它,即使只改了万分之一,至少我改了这一份呀!也有可能我根本就是政治白痴,但是,在我这个分量上、我这个点上,我改变了它。」


自谦专业不足,却又充满理想性,在访谈中他不时透露了心中的施政愿景,就是透过教育、倡导,「让台北市成为一个富而好礼的社会,」虽然做法目前还不是很具像,但「只要方向正确,慢一点还是会到,去做就对了。」

E-MAIL传情 爱女多费心

跟过叶金川做事的人都深深感受到,他不仅做事认真,还有种内敛的亲和力;在家庭生活方面,他更是具有新好男人的特质。


叶金川的夫人是台大护理系老师张媚,曾经为了深造,把双胞胎儿子人豪、天杰丢在家,一个人远赴重洋读了4年的书,虽说有岳父母帮忙照顾小孩,不过,男孩子在小四到国一的阶段,非常需要父母的关心,叶金川也就当了4年超级奶爸。


叶夫人学成归国后,为了增加夫妻之间的活力,他们决定再添一个宝宝。叶金川通常以「小小孩」来区分这个和哥哥相差14岁的老幺天钧。


说起亲子之间的相处,叶金川的态度很开明,自己尽量每週安排至少一次家庭聚会,以连络感情为主要目的。他和上一代学医,希望下一代也学医的父亲不同,他尊重小孩的选择,两个小孩都读电机,现在都在工作了,不想考医学院就算了,还跟叶金川吐槽说:「全国的医师都在骂你。」至于小小孩,「好像都是他在打我,」他一向不爱说教,更没摆出严父的权威,幸好小孩们勤跑教会,叶金川庆幸:「上帝帮我照顾小孩,他们跟牧师的互动比跟我互动多。」


另一经常互动的小孩是乾女儿文婷。叶金川常和她传e-mail。虽然e-mail的内容都很简短,但大部分还是会「给她我的看法、价值观或概念,」叶金川举例说:「美伊战争没有赢家;两个人打架,没有人会赢;坏人自然会得到惩罚…。」他甚至帮她和姐姐一起养了两只枫叶鼠,从观察照顾,到一起面对小老鼠的老化和死亡。


叶金川的想法是:价值观是一点一滴给她,慢慢累积而成,这样的互动其实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,而不是上两堂公民与道德的课就可以把小孩教好。在高谈阔论「把孩子教好比教会更重要」的同时,叶金川也身体力行,默默地在做把孩子教好的工作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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