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人小说家杨青矗,以笔承接下等人的卑微命

2020-07-07 7716

工人小说家杨青矗,以笔承接下等人的卑微命

阿波和阿涂在工厂时,都看过作家杨青矗的工人小说,张金涂说:「当时就知道工厂有这幺一个工人小说家,他那时写这个算是黑五类,但非常贴近工人的生活。」蔡沧波和杨青矗的渊源更深,读大二时蔡沧波在台大成立劳工服务团,到新庄纺织工厂做访调,也曾请杨青矗到社团演讲。一九七八年杨青矗以中油工会成员的身分,出来竞选工人团体立委(与区域立委不同,选举后来因台美断交而中断),蔡沧波还曾经为其助选。

杨青矗的父亲是专属于炼油厂的消防队员,在杨青矗二十一岁时因抢救油轮爆炸而殉职,家中顿失所依,中油安排长子杨青矗进来工作,并非继承父职,没去危险的消防队,而是安排在事务课,负责家具仓库。能有专门一个放家具的仓库,和中油的优厚的员工福利有关,不过仅限于主管阶级,杨青矗曾在小说〈囿〉里写:「在公司里,重视职员,不注重工人。职员待遇好,住的是高级宿舍,一切家具由公司供给,只差太太要自己娶。职员有股长、课长一直长上去的机会,工人永远是工人。」

七十五岁的杨青矗站在从前他负责修缮家具的宏南宿舍前,如今已恍如隔世。宏南、宏毅宿舍群占地八十七公顷,两年前已被高雄市文化局登录为文化景观。昔日宛如小别墅的气派已难想像,如今长满青苔,萧索破败。这天一大早,杨青矗拄着拐杖,由外佣和女儿陪同,从台北坐高铁南下,重回他在一九七九年因美丽岛事件入狱后,就离开的工作岗位。

职务的缘故,使得他能进去宏南宿舍一探究竟,「那时候里头的家具,像沙发椅、弹簧床,都是外面没有的,外面还在睡木板床。」陪同父亲一起重返旧地的女儿杨士慧,她记得父亲每次下班回家都会买刚出炉的「胖」(麵包)回来,厂内的福利社自己有麵包厂,「在这里可以买到太阳饼,外面都没有。」

「外面都没有」,是重返旧地的蔡沧波、张金涂以及杨青矗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,厂内的中山堂当时有设备最好的电影院,外面都没有,张金涂津津乐道,「一个礼拜放三次电影,而且都是不一样的片子,看一次五毛钱而已。」宏南宿舍区有保龄球馆,蔡沧波说,「十二个球道,那时还没有排球瓶的电动机器,所以在球道的尽头有十二个boy,负责把球瓶摆好。除了保龄球馆,还有冰宫,是真正的冰块,要穿冰刀的那一种,带外面的朋友来玩,很有面子。」外面没有的,还有位于宏南社区的招待所,当时高雄市中心的饭店都不及这里高级豪华,杨青矗说,「中央的官员来到高雄,往往都来住在这里,还会派黑头轿车给他们。」

杨青矗二十二岁进入炼油厂工作,他原来只有小学学历,由于炼油厂的工作稳定,让他可以白天工作,晚上读书,取得高中补校文凭。从小因家贫而失学,但他大量阅读,也试图写作,二十八岁时发表〈在室男〉一炮而红。一九七○年开始他发表一系列以炼油厂为背景的工人小说,原先登在两大报副刊,但因为工人题材容易让人扣上工农兵文学的红帽子,《联合报》登了一篇就不敢登,杨青矗说,「我还要寄第二篇过去,《联合报》叫我不要寄了,还说警备总部要找我去说明。」

炼油厂是国营事业,当时公家机关都有情治单位,有厂内小警总之称的「人事二课」常叫杨青矗不要发表,但杨青矗也没因此被免职,小说不能登在副刊,但还能登在文学刊物上,仍然保有创作的空间。小说反映了炼油厂内部逢迎拍马送红包、靠关係才能升迁的生态,那是〈上等人〉;还有另一种是〈低等人〉,写的是清洁工董粗树的故事。

杨青矗在半屏山脚下,跟我们说起低等人董粗树。董粗树经年和垃圾混在一起,肤色混沌黑锈,像是永远洗不乾净,有一身和蟾蜍一样的疙瘩皮,人见人嫌。清洁工不是编制内的正式员工,而是临时工,因此粗树没有资格搭交通车,每天透早出门,单程要走两个小时的路才能到工厂。

粗树在高级主管的社区里收垃圾,杨青矗藉由粗树的眼,穿透以宏南社区为雏型的高等人住宅区,家家有女佣(彼时还没输入外佣,女佣大多是从乡村出来帮佣的农家女孩),每家门前就是一个小花园,炼油厂还编制有园丁帮忙剪枝除草。先生去上班,太太在家里没事就约人来打麻将,此起彼落的洗牌声就像条小溪,淙淙流过。

上等人悠闲度日,低等人却要拖着疲惫的身躯,收工后再走两小时的路回家,家里还有一个九十二岁的瞎眼老父等他回去吃饭,白饭加盐就是一餐。粗树将满六十五岁,将要被强制退休,但因为是临时工,工作三十年却没有退休金。粗树忧心没有积蓄的将来,他设想了好几种意外死法,最后惨死在车轮下。在解僱日的前几天,终于「升为正工」,让盲父获得抚卹。

董粗树的故事,确有所本,杨青矗说着说着身体开始抖动,眼角淌泪。他在《工厂人》里写了很多临时工的故事,他自己不是,但他选择用小说将其卑微的命运承接起来。从前他常来半屏山脚下的公园散步、构思小说题材,这里几乎不会有什幺人来,工厂的工人没有闲情逸致来,工厂外的后劲居民想进来也不得其门而入。炼油厂围起高墙后,后劲居民早不能直直走到半屏山下,孩提时期,他们的共同记忆是到山上割五节芒,晒乾后贩售给农家,当成番茄攀爬的支架。后来烟囱架起,喷发烈焰,稻也不能种了,当然菅芒也割不了了。

后劲的孩子长大,成为愤怒的中年人,只因他们望向半屏山,一边是排出恶臭的燃烧塔,一边是笼罩在粉尘中的水泥厂。

时间回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,国际人权日,在高雄发生美丽岛事件。当时杨青矗已经在《美丽岛》的高雄服务处帮忙编杂誌,山雨欲来,炼油厂怕他惹事,还特别把他支开,派车让他去台北出差,杨青矗说,「我叫司机赶回高雄,大街小巷已经开始封锁了。」当时热衷政治活动,在《美丽岛》杂誌当志工的蔡沧波,因为準备研究所考试,因此没有南下。张金涂在炼油厂工作一年半后先去当兵,那时他是宪兵,随时待命要去处理「暴民」,但他知道事实并非像媒体报的那样,他的许多炼油厂同事都在现场,跟他讲事情不是那样。

美丽岛事件后,杨青矗被判刑四年,离开他工作十九年的炼油厂。蔡沧波逃过一劫,顺利考上研究所及外交特考,后来出国读书。张金涂当兵回来,继续在炼油厂工作到不用赔公费后,靠自修考上台大法律系,一时传为佳话。

两个建教班小工,一个工人作家,在命运的交叉点上从此错开,动如参商。将近四十年后,他们仨约定在关厂前一起回来高雄炼油厂,巡旧景,探故人,与共同的年少青春,做一次最后的告别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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